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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甲:坚守信念 等待黎明到来

来源:作者:张颂甲  撰稿人: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22日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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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信息总网】本文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建材报》原社长兼总编辑。1927年5月生。他于1947年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被地下党派回北平(北京)。不久,被国民党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逮捕,投入草岚监狱。他是在监狱中度过黎明前的黑夜,迎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他近日写下了这一段特殊岁月的记忆。本报特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前,北平人民莫不急切地盼望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早日得到解放。那时被关押在囚牢内的我,更是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急迫地企盼解放大军早日来解救我们这一群在敌人屠刀下的爱国青年学生。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北平求学的人大约都会记得,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在北平全市进行过一次疯狂的大逮捕,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100多名有为学子被投入到监狱中。老北京人都知道,中南海北门外有一条西安门大街,北侧有一条草岚子胡同,这里设有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及其他重要人犯的监狱,被逮捕的爱国青年学生当年就被集中关押在这里。

  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时期,北平一直是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失魂落魄、闻风丧胆,必欲镇压下去而后快。在国民党中央密令指示下,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军统特务机关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了全城大逮捕。

  这天清晨,如狼似虎的军(陆军)、警(警察)、宪(宪兵)、特(特务)大举出动,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中法、辅仁、铁道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北平艺专和中国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的校门包围封锁,并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以杀气腾腾的语言告示逮捕共党匪谍学生,并在北平四九城设卡,由军警逐个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

  面对气势汹汹且突如其来的大迫害,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地下)和各院校地下党组织沉着应战,经过冷静分析形势和公布的黑名单,断定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未掌握地下党在各院校的组织系统线索。列入黑名单的大都是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出头露面的人,有地下党员和“民青”与“民联”的盟员,也有思想进步的学生。他们中一部分已先期撤离学校,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也有一部分在校内或校外落入敌人的魔掌,当然还有一些未列入黑名单的学生也被逮捕。长达一周的日夜大逮捕总计被捕学生达100多人。

  年方21岁,正在北师大就读的我也被逮捕了。不过,我的名字未被列入黑名单,也不是“八一九”被逮捕的,而是两个月后的1948年11月2日,因为一封信件:“内多攻击政府,并为奸匪宣传之词句,经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检获,令北平警备司令部电转侦办到庭。”当我被持枪的警察押解到中南海内的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经法官简短审讯后,立即关押。身份:“匪谍学生”;罪名:“危害国家”;收押理由:“恐逃”。

  当时,各院校被捕学生被集中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的北平高等特别刑事法庭看守所内。这所由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管理的监狱,环境比一般监狱更为恶劣,对犯人的压制比一般监狱要凶狠。虽然学生们在监狱中失去一切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学生们不惧高压,个个挺身而出,争民主,争自由,争生存,在监狱中进行着不懈斗争。

  学生们在特刑庭黑牢中日日夜夜受着煎熬,军统法官们也在日日夜夜处心积虑研究如何处置这批学生。但是特刑庭始终无法取得学生的确凿罪证。在社会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在各大学院校方、教授和学生自治会的请愿下,将学生关押数月后,不得不陆续释放。到1948年12月初,大部分学生已陆续获得释放,在押的仅剩20多人了。其中,我被认为是“罪行”严重的,在我被捕后的11月4日,我的案子就被提起“公诉”了。《起诉书》称:“核其行为,实有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六条之犯嫌,合依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第二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项提出公诉。”在100多名被捕学生中,我是第二个被提起公诉的,第一个是北平艺专的冷兆凯同学,他是从张家口解放区秘密回北平越过封锁线时被捕的,在其后陆续释放学生中我俩都无缘。

  12月7日,突然从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被囚禁的学生清楚地知道这是解放军打来的炮声,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然兵临北平城下,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每个憔悴的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炮声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欣喜和期盼;这炮声给我们送来了争取自由的希望;这炮声为我们从死亡线上争得活命!那天夜晚,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从白天到晚上,从深夜到黎明,说啊,唱啊,笑啊,各个囚室都充满了欢悦之情。

  原来,我东北野战军在解放了东北全境后,迅速挥师入关。12月14日~17日,我东野三纵队从东面一举攻克了通县、马驹桥,乘胜向西攻克了南苑机场。12月14日,我东野五纵队和十一纵队在西南连克海淀、香山、宛平城等要地。12月15日,我东野七纵队挺进到南郊的黄村、丰台一带。12月17日又攻克了万寿山、石景山、门头沟。至此,我解放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北平城团团围住。

  羁身于牢狱之中的我们在高兴之余也冷静地思考,如果大军用武力攻打北平城,那么国民党军在溃败之际、城破之时,必定会首先杀害政治犯。如是,我们的性命堪忧。北平可否和平解放?当时我们无从想,也不敢想。那个大大的问号,始终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旋,得不到解答。但事已至此,我们宁愿冒死求得北平百万人民早日新生,国民党反动统治早日崩溃,正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早在国共两军在北平城对峙时,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已经通过渠道与我地下党建立联系,正在酝酿和平起义,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这些事情,身陷囹圄的我们一丝也不得而知。

  就在我解放军围城不久,北平的蒋介石嫡系官员和军统特务机关看大势不好,如丧家之犬,纷纷南逃。由他们直接掌控的特刑庭移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接管,并由中南海迁往东城区东堂子胡同。

  1949年的元旦,在我军节节胜利中到来了。新年刚过,一位相貌威严、身着黄色棉军装的乔姓法官在士兵护卫下来到看守所,在乙所楼上办公室集体传讯在押的学生。当一群身体孱弱、步履蹒跚的青年到来后,乔法官进行了一次声色俱厉的“训话”:“‘八一九’以后逮捕了100多名学生,现在只剩下你们少数人,我不用看案卷,便知晓你们的案情必定重大。你们本来有罪,应当宣判,但政府宽大为怀,不再究办,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自白书’!”

  听了乔姓法官的“训话”,经过半年多炼狱之火考验的我们,无惧敌人的高压,个个变得更加坚强。大家纷纷诉说,我们这些无辜青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无端长期关押,青春被摧残,肉体受磨难,学业遭破坏,实为情理所不容,什么案情重大、证据确凿,一概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早应释放我们。至于写“自白书”,大家都拒绝了。

  乔姓法官见我们拒绝写“自白书”,相当不悦。从他那尴尬的脸色可以看出,想要发作,又无可奈何,最后只能下令继续收监。我们都担心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

  之后,乔姓法官单独提审了几位学生,在高压下学生们不得不写,但他们写的“自白书”都是用玩世不恭的语言搪塞,解放后经甄别,都没有政治问题。

  经过这次提讯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是岌岌可危。由于围城日久,囚粮紧缺,我们一日只供一顿饭,每人只发一个用玉米碎渣团成的所谓“窝头”。正值三九天,室内滴水成冰,腹内缺少食物,苦不堪言。我们每天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严正抗议、反唇相讥:“是你们围城才导致缺粮。”

  没了囚粮,怎能羁押犯人?这时,看守所开始疏散犯人。每天乱哄哄都有释放,唯独我们这些政治犯没有释放一个人,也没有再提审一个人。拘押日久,我们难免有些神经紧张,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还要应接着敌人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学生的进一步迫害。

  就在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天上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张姓处长在敌军官和看守们前呼后拥下,突然来到监房,召集学生们到院里集合,排成一排队形,他开始“训话”。这位身材高大、一脸横肉的家伙,一上来就叫嚷什么“年纪轻轻,不好好读书”“共产党给你们什么好处,你们如此为他们卖命”“政府供你们吃饭、上学,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等话,最后他说:“既然你们都‘左’倾,政府就把你们送到共区去!”说完,他气呼呼地走了。

  把我们送到解放区去!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果真把我们送回“家”去,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国民党反动派会这样善良、仁慈吗?他们不是一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吗?怎么会平白将我们这些好不容易抓起来的政治犯轻易释放呢?

  又是一个突然事件:1月8日深夜大约10点钟,看守所的高姓看守长突然来到学生监房。他一反往日骄横的态度,小声告诉我们:“明天上午8点,华北剿总军法处、政工处和特刑庭3方面派人来,将把你们直接送出北平城,你们看怎么办?”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怎样办才好。经过简单商议,一致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要想方设法抵制,不能随便把我们送走!

  高姓看守长看到我们个个犹豫不安,就和颜悦色地说:“天太晚了,你们能否分别给各校打电话,请求他们一早来看守所阻止放逐,帮助你们脱险。光是你们抵制,恐怕是不会有效果的。”

  他的这番话,使我们一怔。对他,我们一向没有好感,因他经常训斥犯人,以凶狠著称。今夕何以像亲人一样来营救我们,还破天荒允许我们向外打电话,这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时,我们顾不了许多,便跟着他去到乙所楼上打电话。时近午夜,电话铃声把亲人、同学叫醒了,我们急不可待地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城内的北大、师大、朝阳法学院和华北文法学院的学生自治会。(解放后,高姓看守长不知下落,有人说他可能是地下党员,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分子。)

  因为这事关我们的生命问题,我们精神高度紧张,又是彻夜未眠。大家一致认为,决不能听任敌人随意摆布,当前城外正处于国共两军交战状态,如果把我们送去两军前沿,一阵乱枪,我们将纷纷倒地毙命,他们可以完全不负任何责任。这样死去,真是比鸿毛还轻了。

  1月9日一早,有看守人员跑来向我们报告好消息:“清晨,看守所外就来了许多各大学的学生和在押学生的亲属,有的大学训导长和教授们也来了。他高呼口号:不许把学生送出城!”由于看守所门口拥满了人群,看来敌人把我们送出城的图谋难以得逞了。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们额手称庆,眼睛里流着激动的泪水。谁说在押的我们孤苦伶仃?监狱外面有多少同学、亲人在关怀、支持我们啊!且看敌人下一步如何动作?

  果然,华北剿总军法处、政工处和特刑庭3方都派人来到看守所,看形势对他们不利,无法实行“送出城外”的行动,大约上午10点钟,把我们提解上楼。敌人究竟怎样对待我们?难以猜透。向窗外望去,天气虽寒冷,但阳光灿烂,北海的白塔依然安稳地矗立在蓝天白云之间……

  3方面人有军装有便装,对我们逐个审问。实在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只有几句简单问话就拉倒了,又把我们收监。我们想也许这样就可以搪塞他们的上级了。后来听说,面对监外的抗议,对我们如何处置他们意见不一。本来是武装押解我们出城的,门外的请愿、抗议,打乱了原来的部署。

  回到看守所,大家情绪极不安定。性命攸关啊!大家就可能被放逐一事继续进行没有结论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决不能不明不白被放逐!如果没有解放军亲人来救我们,就要和监外同学、亲属一起斗争到底,坚决不走!

  这是因为我们进一步想到:

  一是实在不能相信国民党反动派许下的什么送出城去的“诺言”。嘴上说得好,谁知他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二是北平城周围早已处于两军对垒、真枪实弹的作战状态,听说城外遍布地雷,冷枪冷炮时有所闻,恰在此时,送我们出城,居心何在?

  三是因囚粮紧缺,许多已判罪的其他人犯,已陆续取保当庭疏散,我们这些学生皆是未判决“犯人”,有罪无罪尚在两可之间,即使已起诉多时的“犯人”,也尚未宣判,何以反被放逐城外?

  总之,我们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一定和他们周旋到底!

  那些天,看守所不断释放在押人犯,处于动荡之中。我们虽然一再表达了反对放逐的决心,但失去自由的人,命运如何,难以预料。1月10日,各校学生和亲属一大早又聚集在看守所门前,反对放逐学生。同时来了几位院校的训导长,要当面接见在押学生。兴许是监外抗议斗争的结果,9时许,特刑庭看守所破天荒第一次允许部分学生和亲友见面。我们6人,包括华北文法学院3人、长白师范学院2人,还有我,被叫出看守所会见亲友,以20分钟为限。

  接见室在前院,一间5尺见方的小屋,两面含有一小窗,上缠铁丝网;窗外是夹壁墙,两墙相隔约七八尺;中间坐着一位看守长,监听谈话。外墙同样有小窗,窗外就是看守所大门里的通道,要求接见的人便拥挤在那里。

  透过小窗我一眼就看见年迈的父亲。父亲一见我立刻呜咽起来,两只红肿的眼睛充盈着泪水,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用颤抖的手从兜里取出一枚“袁大头”(银元)和300元的伪金圆券递给我,我明白这是给我流放时用的。事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这次看守所因囚粮紧缺,正在疏散人犯,我们学生可能被送出城去。请您不要难过,坚信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就会见面……”署名是“您的儿子”。我不敢想象父亲见字时如何伤心落泪。我是一个独生子啊!见到父亲,我真想哭,想放声大哭,但监狱锻炼了我,没让自己流下一滴眼泪。

  接着我看见师大学生会的代表赵尔谦和张鸿顺、李连芳、贾宝廉等6位同学,他们当面交给我师大学生自治会写的一封慰问信,全文是:“颂甲同学:今天我们来看你了,但我们什么也没给你买,外面的兄弟没有一刻忘掉你,你的平安就是我们的安慰。请放心吧,我们坚信很快就能见面,见面时我们再畅谈吧!”署名师大学生会,1月10日。

  面对同学们的安慰,我强忍着悲痛,对他们冒着风寒前来探监深为感谢。接见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地从窗口退下来。

  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北平城团团围住,形势变化之快有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那样,快得使人眼花缭乱,不敢想象。1949年1月11日,突然传来“看守所大门将敞开,释放所有人犯”的好消息。

  原来,北平围城后,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就通过多种形式,向傅作义总司令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攻势,劝其弃暗投明。其后,双方曾进行多次秘密接触: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记者李炳泉(地下党员)为代表出城与我军联系商谈;第二次12月24日左右,由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出城谈判;第三次1949年1月4日,再派傅作义的亲信、“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由周北峰3人陪同,经谈判草拟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傅作义被大势所迫,投向人民,古城北平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1月12日,上午10时许,看守所大开敞开,疏散所有囚犯。我们20多个学生昂首阔步跨出了监狱大门。虽然面容消瘦,胡须满脸,步履艰难,仍然掩饰不住高昂的斗志,老师、亲人、同学重相见,悲喜交加,不少人因激动而热泪横流。

  又过了十几天,一个光辉的日子——1949年1月31日被载入史册。这一天,出狱的学生们和全城人民一起,兴高采烈、载歌载舞,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

来源:中国建材报

责任编辑:单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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