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宫署遗址中，不太为人所注意，但意义非凡的，是那些砖头瓦块，里面有很多宝贝。

　　比如一件熊饰空心砖踏跺两端的熊饰。它也是新近出炉的中国考古百年广州百件精品文物之一。

　　从图案上可以直观地看出，熊纹主体表现了熊头部的图案，熊两眼正视前方，炯炯有神，前后掌紧握、并列相聚、威武有力，活灵活现地塑造出熊的形象，特别突出头和掌的作用。因为卡通影视的宣传，熊这种动物在部分小孩子看来相当“萌”，城市生活中的一些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种攻击力很强的猛兽。在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熊饰空心砖，也有这种两面性，一方面似乎有些憨态可掬，另一方面又比较霸悍威猛。

　　《周礼·天官·司裘》记载：“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射其鹄。”王之射礼以“三侯”即虎、熊、豹，诸侯射以“二侯”即熊、豹，卿大夫射以“一侯”即麋，士射以犴为侯。学者指出：所谓“侯”者，指不同的兽皮装饰制作的箭靶，实际是田猎时贵族等级的符号标志。熊在百兽之中的突出地位，令它在尊崇尚武精神的汉代成为一种特殊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关于熊的装饰，在南越国时期的其他出土文物中也见到不少。南越王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霍雨丰在《南越王墓的动物世界》中就进行了归纳：“南越王墓西耳室的熊图案出现在节约中，节约是车马器中马饰的饰件，南越王墓的熊形节约主要有两种图案，以及大小不同的式样。两组图案的熊形节约都呈半球形，球面所铸的熊突出熊首和四爪，呈蜷缩状，也像在啃咬的样子。”他指出：“这类熊形节约，和其他汉墓所出的熊形节约基本一致，如河北满城汉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等。此外，南越王宫所出的熊饰砖，和南越王墓节约上的熊形一致。”

　　此外“西耳室的一件玉珌的一面有一熊浅浮雕熊纹，这只熊双掌拉着螭虎尾，并用口衔咬，作嬉戏搏斗状，表现极为生动。此外，东耳室和西耳室出土的3组共12件铜瑟枘，呈博山形，每一件都有若干动物造型环绕其上，其中就有熊蹲坐着。”

　　霍雨丰还指出，熊形和熊饰在汉代出土文物中常见，最常见于各类铜、陶用器的器足，此外，也见于镇、节约、砖等器物之上，“这些熊饰表现欢快，似乎反映了汉代生机勃勃的气息。”

　　有研究者指出，现存的汉代遗物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熊图像，形态各异、配置多样。体现出熊在汉代身份的多重性、地位的特殊性。在汉代之前的古史中，有大熊伏羲氏、黄帝有熊氏、鲧禹化熊等神话，都提示中国上古时代应当有一脉与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且中华文明起源与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山文化等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玉熊、陶熊、熊头骨等，都是与这种文化有关的证据。

　　具体到汉代，汉代人将熊图像施于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玉器、摇钱树等各种艺术形式之上，配置在不同场景中，有刻画在西王母旁的熊图像；有出现在祥禽瑞兽间的熊图像；有手持鼓槌状物的熊图像；有蹲坐支撑器物的器足熊；有击掌舞蹈的熊图像等等，实际上也是一种远古熊文化的遗风留存。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