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受益于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加速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形成了最全的工业产业链体系，经济总量屡创新高，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大幅提升，全球治理面临的治理缺口问题导致一些冲突开始显化，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年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中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速度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快，中国在一些新市场开拓力度上可能也会有所提升。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变。“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简单地把国内经济循环嫁接到国际循环上，而是使国内经济循环在不断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找到瓶颈问题，在瓶颈问题上实现全面的突破，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发展战略落脚点

　　支撑点的重大转变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包含哪些内容？

　　刘元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双循环”做了很精确的界定，就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发展要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立足点，以国内经济循环基本面的健康作为核心，同时又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这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说法上，往前更进一步地明确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落脚点、支撑点和政策核心。

　　证券时报记者：怎么理解“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

　　刘元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首先有很重要的国际大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步入到一个新时期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导致全球化的一些成本全面显化，收益下降，进一步导致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等现象出现。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简单地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变得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也不符合世界发展的阶段性潮流。因此，全球化重构的时代，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出调整。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也需要我们要以国内的经济循环为主，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和发展作为一个落脚点。我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已经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时期。从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这些大国经济成长的规律来看，一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逐步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演化成一个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必须形成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而不能将重心进行均匀分布。事实上，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超过60%下降到30%多，下降了差不多30个百分点。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备什么基础？

　　刘元春：从供给层面，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层面，我国拥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次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出现大面积停摆的情况下，我国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胜利之后，整体经济的自我复苏还非常好，这就说明我们有能力实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供求自我循环的基础。

　　核心在于

　　增强抗风险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打通国内大循环会对国际市场形成替代效应吗？

　　刘元春：很多人都理解“双循环”就是要出口转内销，这是误解，也把“双循环”的定位简单化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安全而闭关锁国。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使国内经济循环在不断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找到它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在这些瓶颈问题上进行全面的突破，这是核心。同时，未来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要考虑到国际循环可能会发生一些极端的现象。在一些极端情况发生之后，国内经济循环还要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稳定性的支撑来源于什么地方？这就需要很好地对国内循环的短板进行更深入的梳理，要求国内循环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方面有所提升，这就是把国内循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把国内经济循环嫁接到国际循环上面。

　　调整不是简单地因为疫情出现而进行的一种短期的、适应性的改变，“双循环”发展的立意更高。中国的国内大循环是世界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封闭来应对目前国际市场发生的变化，而是以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的内外循环的重新布局，来迎接国际大循环。

　　证券时报记者：构建国内大循环要补的短板包括哪些方面？

　　刘元春：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们在结构性问题上有所突破。

　　第一是在卡脖子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这要求我们在科研创新体系上要有新的举措和战略。

　　第二是要使供应链产业链更有弹性，能够很好地管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波动带来的风险。包括：一是很多的技术要有“备胎”，二是一些短板必须有所突破，三是商品贸易的产业链价值链要有可控性，不能够简单地受制于某一个供应商或者市场。在多元的体系下，要开启多元供应链、多元价值链，从而保证国内经济循环的完整性，为产业链提供很好的支撑，这样才能够使国内经济循环建立在一个更加安全、更富有弹性的国际供给和国际需求的基础之上。

　　第三是在微观上要使主体有活力，宏观上要有度、有秩序。使微观有活力，很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来解决一些体制性的问题，使企业创新活力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宏观有度，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形成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有效机制，从而有利于加强新动力的构建和防止经济波动中出现系统性风险。

　　中国对外开放

　　基本战略不会变

　　证券时报记者：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会对中国对外开放模式有何影响？

　　刘元春：“双循环”发展格局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要相互促进。具体要求就是我们不能放弃国际循环对于国内经济循环的补充、促进。

　　从人类历史来看，虽然经济全球化会遇到很多阻碍，产生一系列波动，但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人类全球化进程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都出现了强劲的逆全球化现象，但总体而言，在全球进行配置资源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方向。因此，中国必须要利用好世界市场，必须要与发达国家进行科技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流，才能够很好地弥补我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短板问题。

　　从实践来看，在目前国际大背景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国并不是用孤立主义来迎接孤立主义，用保护主义来迎接保护主义，而是进一步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来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一种新型开放策略，不是为开放而开放，它要有落脚点，它必须要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为立足点，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作为一个立足点。因此，新的开放格局就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模式，特别是面临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加剧、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时候，我们的开放策略要有新内涵，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布局也要进行一系列重构。

　　证券时报记者：开放策略下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指的是什么？

　　刘元春：美国在卡脖子技术上对我国进行战略性遏制，这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战略举措和开放理念。这个开放理念的新内涵就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构建上不仅仅要注重效率，同时更要注重安全问题。

　　但“双循环”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战略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开放方式和利用国际经济循环的模式要有一些新理念、新举措。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会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刘元春：我国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从2008年以来就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自我调整，同时世界也在适应中国的调整。短期看，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会因此有一些变化，但是很多趋势性的特征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变。其次，中国作为未来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强化。第三，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速度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占比会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还会进一步提升。第四，中国在一些新市场开拓力度上将会持续提升。

　　目前中国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不会阻挡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在未来几年会加速崛起。